1946年，上海，一场私人局。

梅兰芳端坐在席间，面前摆着一只酒杯。

熟悉他的人这会儿手心里都捏了一把汗——为了护着那条价值连城的嗓子，梅先生平日里可是出了名的“四不沾”：不沾辣、不沾酸、不碰白酒、也不碰黄酒。

可偏偏今天，他对面站着的是要回四川的大画家张大千。

张大千举杯大笑：“梅先生，你是君子动口，我是小人动手！”

梅兰芳听完也是一笑，端起那杯平时绝不碰的烈酒：“那君子小人一起干杯！”

这一杯下去，喝的不光是交情，更是狠狠砸碎了一个盘踞在现代人脑子里的刻板印象：民国的上流社会只喝黄酒，白酒那是穷人喝的。

要是真按这逻辑，梅兰芳这一杯，难道是自降身价？

要想把这误会解开，咱们得把时间轴往回拉，拉到民国元年。

三十四年前的一组数据，早就把答案摆在那儿了。

1912年，民国刚开张，百废待兴。

这一年，农商部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国酒类产量调查。

这份尘封的档案，就像一把手术刀，精准地切开了那个时代的消费肌理，把“谁在喝什么”这个问题，剖得清清楚楚。

数据这东西是冰冷的，但它绝不说谎。

调查报告显示，1912年全国酒类总产量大概是903万吨。

剩下的呢？

烧酒产量460万吨，高粱酒产量337万吨。

这两项加一块儿，就是咱们今天说的“白酒谱系”，总计约797万吨。

这得是个什么概念？

在民国刚开局的版图上，白酒的产量是黄酒的九倍，接近十倍。

要是把当时的酒坛子排成一列，十坛酒里，只有一坛是温润的黄酒，剩下那九坛，全是烈火般的白酒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

难道是民国人舌头粗，不懂风雅？

根本不是。

这背后是一笔极其理性的经济账和地理账。

在那个交通烂得一塌糊涂、仓储条件简陋、到处兵荒马乱的年代，酒精是一种需要长途跋涉的商品。

黄酒这东西娇贵，度数低，容易变酸，运输成本高得吓人，还得温着喝，这就注定了它只能在江南富庶的地方、在安稳的席面上偏安一隅。

它是那一小部分城市、一小部分阶层里的“主角”，但绝不是全国的“底盘”。

反观白酒，也就是蒸馏酒。

度数高，耐储存，不怕颠簸，单位体积的酒精含量高，运输效率极高。

在北方凛冽的寒风里，在码头工人的汗水里，在军队的行囊里，甚至在偏远乡村的杂货铺里，白酒凭借着极强的生存能力，铺满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。

黄酒确实占据了审美的制高点，但白酒，实实在在地占据了生活的制高点。

一提民国喝酒，大多数人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画面，往往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。

那温吞吞的黄酒，似乎成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落魄或者风雅的标配。

于是，网上就流行起了一种论调：上流社会喝黄酒，下里巴人喝白酒。

可要是咱们跳出小说，去看看真实的鲁迅，就会发现这论调有多荒谬。

真实的鲁迅，绝不是只盯着绍兴黄酒的遗老，他是个口味宽杂、极具生活烟火气的“酒徒”。

在酒友的回忆录和鲁迅自己的日记里，啤酒、黄酒、白酒，他来者不拒。

尤其是白酒。

在上海定居那会儿，鲁迅常干的一件事，就是让人去买“白干”。

注意了，他买的可不是什么精美包装的陈年佳酿，而是“十个铜子的白干”。

这是当时市面上最常见、最普通的烈性酒。

鲁迅喝它，不是为了什么仪式感，也不是为了品鉴，纯粹就是为了过瘾，为了在写作累了的时候解解乏。

这就有意思了。

鲁迅是谁？

如果白酒真的带着“穷人”、“低级”的阶层羞耻感，像鲁迅这样极其爱惜羽毛、对旧俗极尽讽刺的人，怎么会把“劣质”的白酒当成日常口粮？

唯一的解释就是：在当时，白酒压根就没有被贴上“底层”的标签。

它只是一种口味的选择，一种生活方式的差异。

对于鲁迅来说，喝黄酒是乡愁，喝白酒那是生活。

那种辛辣的口感，或许比温吞的黄酒更能刺激他那支像匕首投枪一样的笔。

京剧名旦程砚秋，舞台上是娇滴滴的旦角，生活里却是个豪爽的酒客。

程砚秋不光爱喝白酒，而且喝出了门道，喝出了境界。

在他的日记里，甚至记录了他“自制白干”的过程。

想象一下这画面：一位享誉全国的艺术大师，在练功演戏之余，亲自研究蒸馏技术，捣鼓白酒的酿造。

如果白酒是“不得已的廉价替代品”，程砚秋这么干，岂不是自降格调？

显然不是。

在程砚秋眼里，白酒是一种值得玩味、值得投入精力的雅趣。

这种对白酒的推崇，在真正的豪门大院里，表现得更露骨。

电视剧《大宅门》里的白家，原型是著名的北京同仁堂乐家。

导演郭宝昌，就是在这个大宅门里长大的“少爷”。

据郭宝昌回忆，他做少爷的时候，十四岁就开始接受“饮酒训练”。

家里长辈教他喝的，不是温润的黄酒，而是茅台这类名贵白酒。

这可不是那个年代的“未成年人饮酒问题”，而是一种严肃的家族教育。

在乐家这样的顶级豪门看来，能喝烈酒、会品烈酒，是男人进入社交圈的一项必备技能，是门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。

在这里，白酒不仅不低级，反而是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。

更深一层的逻辑在于，同仁堂是做药的。

咱们要知道，中医药体系里，酒是“百药之长”。

而这个酒，往往指的就是高度数的白酒。

许多采访资料都提到，同仁堂著名的“绿茵陈”药酒，底子就是白干这类白酒体系。

因为只有高浓度的酒精，才能有效地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萃取出来，才能让药力行遍全身。

在当时的城市生活里，白酒不光是餐桌上的饮品，它还嵌入了医疗、养生、送礼这些更广泛的消费结构里。

它是药引子，是消毒剂，是社交润滑剂。

同仁堂的少爷喝白酒，喝的是家族的根基，喝的是对这种“百药之长”的掌控力。

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1912年那个悬殊的产量对比。

白酒，是整个社会运转的润滑油；而黄酒，更像是锦上添花的那朵花。

再回到1946年那场宴席。

为什么平时滴酒不沾的梅兰芳，愿意陪张大千喝那一杯白酒？

除了人情，更因为张大千是四川人。

张大千从小喝着泸州大曲长大。

四川盆地湿气重，不喝烈酒驱寒祛湿，日子都没法过。

对于张大千来说，白酒就是家乡的味道，就是他的“出厂设置”。

他在上海设宴，喝家乡的酒，这是地道；梅兰芳客随主便，陪饮烈酒，这是礼数。

它的温润，适合那个“慢”的时代。

但在更广阔的天地里，在日常的餐饮中，在北方的冬夜，在四川的湿雾里，在药铺的柜台上，白酒才是绝对的主宰。

所谓的“上流更爱黄酒”，其实是把“宴席礼俗”当成了“生活全部”，把“江南偏好”当成了“全国通例”。

1912年的那797万吨白酒，不是凭空消失了，而是流进了鲁迅的喉咙，流进了程砚秋的酒壶，流进了同仁堂的药缸，流进了四万万同胞的血液里。

这才是历史的真相。

没有什么高低贵贱，只有适不适合。

它们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滋味——有温润如玉的一面，更有烈火烹油的一面。

白酒从来不是低收入群体的专属，它只是更广泛、更接地气、更能穿透地域与阶层。

当年如此，今天，也是这么个理儿。

信息来源：

《民国农商统计表》，农商部，商务印书馆，1912年（档案数据引用）